余始与存子侄俱造行都，从性善先生学，获见文公门人毅斋徐公。毅斋以侄名醇，乃昌黎所以称孟子者，为更字曰存子，取孟子「操则存」之言也。存子之子恪生子，存子筮之，遇《丰》之「初九」，乃取「往有尚」之言，而命之曰尚。今当冠，余亦摘孟子尚志之义字之。夫志者心之所之，志于道则可进于据德依仁，志于学则可进于从心所欲。故学莫先于立志，尚其勉之。穷则志于道，而克己复礼，学颜子之学也；达则志于仁，而引其君以当道，志伊尹之志也。因复系之以孟子，庶视乃厥祖，而无忝于一家之学云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尊王室，吴、楚僭王，书之曰子，王人虽微，序诸侯之上。孟子劝齐、梁之君行王者之政，无复尊周之说，故温公有《疑孟》一书，而李泰伯、郑厚之徒专以此訾孟子，此不可不首为孟子辨也。孔子称由、求为具臣。夫由、求之在孔门，从事圣学之久，其所自立必有大过人者，圣人犹谓之具臣。具臣者，粗可供人臣之职之谓也。已而又曰：「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」。夫臣子孰不知爱敬君父乎？居然自视，何至一旦顿绝天理，以从弑逆之党？然苟其胸中无主宰，无临大节不可夺之操，及变故横生，势诱威胁，惜身命，念妻子，忽不能自免矣。孔光，汉之儒宗；刘歆，刘向之子。其素行非不笃，闻见议论非不美，岂期至于阿附王莽，卖国与人？以此知不陷大恶者如由、求，然后可保，下此者皆未可保也。若孟子之学，乃由、求上一等人，岂可谓狃于战国之俗，助成诸侯之僭乱哉？学者能知孟子于此，必不会错，然后可论也。大抵观圣贤者，当观其大用。圣贤之大用在时。尧、舜禅授，汤、武征伐，时也。以尧、舜之禅授而责汤、武，以孔子之尊王而绳孟子，则非矣。盖春秋时王室渐微，然典策、告命、车服、爵赏犹行于天下，齐、晋之伯托于尊周，而人心附焉。当是时，天下固周之天下也，故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以尊王室为本。至于战国，则晋三大夫分裂其国，而威烈王从而命之为三诸侯；田常破灭太公之后，自是有国，又从而命之。自是诸侯不复顾藉王室，既久而皆僭号为王。虽宋与中山，其国微小，亦且称王，而周天子之号亡矣，已夷于一小国矣。历数已尽，天命人心已去，文武之馀泽已竭，孟子乌得而强尊之哉？故孟子因齐、梁之既王而劝之行王政，适其宜也。圣贤之大用主于安天下。孔子之时，必尊周可以安天下。孟子之时，诸侯有行王政者，则可以安天下。虽孔子复生，必不易孟子之言矣。譬如大田万顷，故主之子孙凋丧沦落，其仅存者，尪疾无力，荒茀不耕，而强有力者裂而耕之，吏莫能禁已数十年矣。凶年饥岁，仁人义士，其亦劝之力穑均利，以济乡党乎？抑将劝之捐锄弃耒，而归其籍于不耕之主乎？然则异议者可以释然矣。